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今天的一切是过去的延续，同时又预示未来；我们身边的一切受遥远事物的影响，同时也作用于遥远。要就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问题找寻答案，首先必须要了解人类自己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以及人类所生存的环境。
第一节真理的历程
在人类文明有记录的数千年的历史中，真理常常被当成谬误，而谬误却常常被当成真理，并被奉若神灵，使之神圣不可侵犯。一个革命性真理的诞生，首先总会面临无情的打击和血腥的杀戮，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许多科学结论，历史上都曾遭遇过悲惨的迫害和残酷的打击，但真理总归是真理，当雄辩的事实借助岁月的长风，吹去荒谬层积的厚尘，真理的光辉终会普照人间。
以下仅讲述三个有关故事，便可充分反映真理所走过的里程之艰辛。
一、关于地球和宇宙关系的故事
关于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以及周围的宇宙，自有人类以来就是人们最关心并迫切渴望了解的，由于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即使在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数千年的时间内，人们也只能凭自己的直觉观察认识太阳、月亮、星星、大地和天空，并根据这些观察，结合自己原始的思辨，想像与理解地球和宇宙。这样的想像和理解多半结合了各种神话、传说和宗教。分布于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每个原始群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释和神话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充满诗情画意，有的带着凶险恐惧，有的仅有直观描述，有的则带有丰富的想像，但所有的解释和故事都只是停留在传说和神话的阶段。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需要对这一切有一个合乎常理的理论性的解释，东西方文明对此都进行过许多探索。
什么叫宇宙呢？中国古代的说法是“上下左右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按照中国古代的“浑天说”，认为宇宙就像个大鸡蛋，地球就像其中的蛋黄，浮在水面上，而太阳、月亮、星星与云彩都围绕在地球的周围。这一学说与欧洲古代的“地心说”有一点类似。
“地心说”最早是由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星星以及一切宇宙物质都围绕在地球周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学识极其渊博，其学问不仅限于哲学，在生物学、天文学、政治学、逻辑学、自然学、语言学和文学等领域都造诣极深，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而且是著名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也许正是他的崇高地位，以及看似合理的解释，使这一错误的理论统治西方世界长达一千多年。
谬误对于世界的统治地位，是在一系列的“发展”、错误解释、偶然的利用中不断得到加强的。
发展和完善“地心说”的是天文学家托勒密，他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地球之外依次是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这些星球在各自的轨道上有规律地绕地球运转。
应该说这之前关于地球与宇宙关系的观点都属于正常的学术问题，按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只要有充分的依据，一个新的正确的科学结论是可以推翻过去的错误结论的，而且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某一结论要是被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或者政治权威刻意利用后，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基督教教义沿用了错误的“地心说”理论，根据基督教教义，宇宙和地球都是神创造的，地球居于宇宙的中央，上帝创造了万物，同时也创造了人类。
自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中世纪。这一时期，基督教严格地统治着欧洲，宗教神学极大地抑制着人民，一切思想都不能够超越基督教教义的界限，因此，这是一个没有激情、没有创造、没有科学、没有思想、压抑人性的年代，因而，这一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中世纪被认为是黑暗的。
基督教的黑暗统治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绝对不允许对基督教已经认定的理论进行怀疑和推翻，这是导致“地心说”长期左右人们的宇宙观的直接原因，也是根本原因。
首先向“地心说”提出实质性挑战的是哥白尼，尼古拉•哥白尼1473年2月19日出生于波兰的托伦，23岁他来到意大利，先后在波仑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攻读法律、医学和神学，但是，在这一时期他对天文学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用业余时间观测和研究天文。1506年他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在从医与从事神学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弃自己对天文学的研究与观测，逐步构筑了自己的新的宇宙体系。1509年，哥白尼写出了关于日心体系的《概要》，这是对“地心说”的挑战，哥白尼深知这一挑战意味的后果，因此《概要》并没有公开发表。而后，他通过进一步对天文的观测和对宇宙的思考，对日心体系进行了不断的完善，终于完成了天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天体运行论》，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后的1539年。
《天体运行论》认为地球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太阳之外依次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
今天我们看来，哥白尼的论点也不是最终真理，但却向真理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他的论点是对“地心说”的彻底否定。更为重要的是，“日心说”对“地心说”的否定，必然会远远超出两种天文学理论的对抗，进而演变为对基督教宗教神学的挑战，它所产生的革命性的后果，必将在一系列的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对于基督教会而言，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哥白尼深知其中内涵，在他完成这部著作后一直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出版。由于其理论的正确性，他的几个朋友和学生都多次劝说过他，希望他能够尽早出版此书，但是谨慎的哥白尼没有同意。出版的事一直等了四年，1543年5月24日，刚刚印好的《天体运行论》送到哥白尼手中时，哥白尼已经中风卧床，病入膏肓，他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这部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著作，而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哥白尼没有看到这部巨著给历史带来的深刻影响，也许他也没有想到，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谈论他对人类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他的去世，却使他躲过了很多人生的劫难，而他的追随者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发展了哥白尼学说的是天才的无神论者，意大利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布鲁诺并不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用自己的哲学思辨，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布鲁诺认为，太阳并不静止，也处在运动之中，而且太阳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系外还有无限多个世界，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无限的宇宙没有中心。
布鲁诺的思想使天主教会为之震怒，并到处追捕他，布鲁诺的躲藏没有逃过卑鄙者的出卖。他被囚禁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在教会的指使下，对他进行了长达七年的审讯，在狱中他不屈不挠，始终坚持真理，最后被宣布判处火刑。就在临刑前罗马教会还在劝他忏悔，并告诉他只要他同意忏悔就可以免刑。但是，在生与死、谬误和真理的选择中，布鲁诺选择了死，也就是选择了真理。他轻蔑地说：“你们宣判的恐惧甚于我走向火堆”，“我愿做烈士而牺牲”。1600年2月17日，当他被教会活活地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时，他高呼：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
凶残、杀戮和暴力从来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近代科学最杰出的开创者之一伽利略，通过对天文的观测，认同了哥白尼的学说，并著书《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该书于1632年得以出版，但很快遭到罗马教会的查禁。1633年伽利略在罗马受到审判，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当宗教裁判所令他跪下签字悔过时，这位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七十岁老人无可奈何地说：“签字有什么用，地球仍然在转动呀！”
就在教会对布鲁诺和伽利略进行宣判的时候，受宗教愚昧统治的欧洲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整理古典希腊、罗马著作作为开始，寻求反对宗教神学的文化武器，用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来对抗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神学思想，为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开辟道路。
而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正是以他们的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和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催生了新世界的黎明。17至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从英国、法国开始，扩展到德国、荷兰等诸多国家，启蒙运动作为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扛着科学、民主、自由的大旗，涌现了一大批理性主义的思想家。
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将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神学，他们反对宗教迷信，提倡科学精神，反对专制独裁统治，提倡民主和自由，甚至主张开辟一个非宗教的理性时代，把人类的生活世俗化。正是这样一批思想家的努力，向人们展示了一条通向科学和理性的道路，使人类在追求真理的大道上彻底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羁绊，于是，有了美国革命，有了法国革命……于是，科学研究的视野豁然开朗。
启蒙运动到现在仅仅两百多年，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科学技术大爆炸的年代。我们对我们周围宇宙的认识，对给予我们光辉的太阳的认识，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哥白尼的年代，发生了质的飞跃。
正是真理的力量，推动了世界的巨变。
二、关于地球的故事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我们的远祖在这里狩猎采摘，我们的先辈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有地球——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使人类在茫茫宇宙中有一块栖息之地，于是，从远古到今天，从猿到人，从蛮荒到文明，人类生生不息。我们知道大地是如此的广阔，我们知道海洋是如此的浩瀚，我们知道它们的永恒、博爱、威严，它们毫不吝啬地赐予我们需要的所有，又常常无情地夺走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的前人却不知道我们脚下的大地曾无数次沧海变桑田，无数次平川变高山。
事实上，人类所生存的地球表面远不是固定、永恒的，而是一个个总在漂移变化的板块，从地球形成至今，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改变。大约在2亿年前，地球的陆地是一个超级大陆，所有的陆地都拥抱在一起，南美洲东岸与今天的非洲西侧是连在一起的；北美洲紧贴在欧亚大陆西面；澳大利亚是南极洲东部的一个半岛；印度次大陆远在南极，与中国的西南侧相距万里，中国的西藏边缘则是茫茫大海。
这并不是地球上第一次出现超级大陆的情况，大约7亿年前也有过超级大陆，只不过陆地的形状与位置不同而已。
地球上的陆地一直都在表演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故事。就像是兄弟相处久了总要分手一样，终于有一天，2亿年前的这块超级大陆分家了，它们各奔前程，起道远行。
美洲相对于欧洲、非洲向西漂移，大西洋形成。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美洲以及欧洲西部有许多相同或者相近的物种，那是因为这些物种原来都生存于同一个环境。
印度次大陆脱离南极大陆向北漂移，旅行万里，一头顶上了向东漂移的亚洲，前方隆起，形成宏伟壮观的喜马拉雅山脉。处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由于地势之高，被称为世界屋脊，但在西藏的岩层中却发现了许多贝壳及其他海洋动物的化石，而且还发现了大量的鱼龙化石，鱼龙是古代海洋生物，这些都是喜马拉雅山曾是海底世界的证据。
澳大利亚作为南极洲一家的兄弟，在晚于印度次大陆之后也离家出走，它的目的地同样是向北，直到现在它还在向北的旅途中。
今天的美洲大陆漂移的方向继续向西，大西洋以每年1-4厘米的速度在扩宽，5000万年之后大西洋的宽度将增宽1000公里以上。与此同时，亚洲大陆则向东漂移，印度洋也在扩张，在东西夹击下的太平洋则越来越窄，世界第一洋的头衔将不复存在。
非洲大陆在向北推移，地中海将来会成为内湖，并最终消失。倔强的印度次大陆还会死死地顶住亚洲大陆不放松，使得喜马拉雅山每年以1-5厘米的速度不断上升，数万年后珠穆朗玛峰将超过万米，使其作为世界第一高峰的荣誉长盛不衰，更加名副其实。
在非洲大陆完成了对地中海的吞噬后还将继续“北伐”，然后顶上欧洲，并顽强地向前推进，于是，在非、欧大陆边缘将隆起一片高山，而今天的阿尔卑斯山则更加高峻挺拔。然而，在非洲大陆内部却会出现家族的大分裂，东非大裂谷最后会完全断裂，东非次大陆将会踏上东漂之旅，由此，将会产生一个新的海洋。
澳大利亚的继续北上，将扫荡印尼诸群岛，最后与亚洲相遇，中国东南方将隆起一片群山。阿拉伯板块继续向东，使红海越变越宽。而北美西部的加利福尼亚湾进一步裂开，向西北漂移的太平洋板块则牵着圣安德烈斯断层以西的陆块滑向阿留申海沟。
大约2.5亿年后，除南极洲还孤零零地守候在地球的最南端外，其他所有的陆地又将会聚合在一起。此时的太平洋基本上完全消失。由于亚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相撞，在它们之间会慢慢隆起一条宏伟的山脉，中国将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处于世界的中央，这个从古就自称为中央之国的国家，将会如愿以偿，名副其实。而大西洋此时已成为一个超级海洋。
这童话一般的故事就是板块构造学说，这一学说的最初来源，在于德国科学家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
1910年，魏格纳躺在病床上，对着眼前的世界地图产生了灵感。他被大西洋两岸的相似性所吸引，发现一侧凸出部分正是另一侧凹进部分，如此地吻合，莫非许多年前这两块大陆是联系在一起的？抱着这一想法，魏格纳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他不仅对大西洋两岸大陆的地层构造进行了对比考察，还对非洲与巴西古生物的一致性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大陆漂移的结论。
1912年，魏格纳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论文《大陆的生成》，而后又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但是，魏格纳的学说却遭到了地球物理学家几乎一致的反对，人们嘲笑他简直是“大诗人的梦想”，是一个无知的哗众取宠者，缺乏基本的地球科学知识，其想法简直是可笑之极，毫无道理。
在学术上魏格纳受到极端的排挤与鄙视，这种排挤与鄙视竟然影响到少数对他的学说表示认可或者持同情态度的人。那时在美国，你要是相信大陆漂移，你就当不上大学教授，还会受到无端的讽刺和轻蔑。因此，迫于当时的环境，即使有人真心认同大陆漂移学说，也只放在心里，不敢表达出来，这对于被认为是民主和自由的美国，是少有的现象。
由于长期以来，大陆固定论在地质学界占统治地位，根据大陆固定论的思想，地球上部的运动以隆起和沉降的交替为主，垂直运动是地球上部运动的主要特征，水平运动是很次要的方面。所以，大陆漂移说无疑是对大陆固定论的根本性否定，是对固有的地质学理论和地质学权威公然的挑战。
魏格纳一直是孤军奋战，就连他的身为知名气象学家的岳父也指责大陆漂移说是异想天开。但是，魏格纳却始终坚信自己的学术思想，一直致力于从更多的角度论证大陆漂移学说。
1930年，50岁生日的魏格纳在对格陵兰岛进行考察，试图进一步寻找证据论证自己的学说时不幸遇难，大陆漂移说便随着它的创始人的离去销声匿迹了。
直到20世纪50年代，古地磁研究上的突破使这一学说得到验证。
岩浆在由热变冷的凝固过程中，受地球磁场的作用会获得磁性，不同时代岩石的磁化方向必然与当时的地磁场的方向是一致的，由于岩石的年代是可以测定的，不同时代的地磁方向也可以确定，因此，便可以确定不同地区在不同时代所处的不同位置。
60年代，科学家在对海底岩石与陆地岩石的差别性研究，以及海底磁异常现象的研究中又得出海底扩张的证据。于是，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终于从“荒诞邪说”变为现实真理，魏格纳与他的学说一道，在学术界得以平反昭雪。
板块学说是对大陆漂移说的完善与发展，板块学说的建立，是对地球科学的一次革命。就如日心说对于天文学的冲击，以及进一步对宗教神学产生冲击一样，板块学说对于大地构造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岩石学等多个领域的基础理论的重建，以及新的学科的建立，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地震与火山的形成与分布、矿产资源的形成与分布、生物的演化与分布、海洋的形成与洋底地形分布等多个实用性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理论依据。总而言之，长期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大陆漂移说，已经成为了现代地球科学的基础，是它把地球科学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
关于人类的由来，自古以来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解释，大部分解释都是人为神造，并伴随许多传说故事。例如中国的古代解释是，天神女娲曾炼五色石补天，抟土而造人，并造万物。但这种解释是可信可不信，甚至可以反对的。这是因为这一解释没有与统治权威挂钩。
但是，当神造人的故事成为一种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义时，情况就会彻底改变，在一个由宗教统治的世界里，对宗教教义的挑战轻则遭遇痛斥和囚禁，重则惹来杀身之祸。
19世纪虽然取消了宗教审判的火刑，宗教教会也在逐渐淡出政治统治，但是，欧洲宗教势力仍然是非常强大的。按基督教教义，世界为神所造，世间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由神创造出来的。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推动的思想革命不断深入，以及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神创论开始产生怀疑。然而，由于宗教势力的强大，同时，还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这种怀疑还不能够公开挑战宗教教义。在这方面起到革命性推动作用的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以及生物学家华莱士。特别是达尔文，以其详实的考察证据与严谨的科学分析，给神创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达尔文从小被认为智力一般，学业也不太好，他父亲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职业，将来从医，但他本人对学医毫无兴趣，1831年的一次偶然机会改变了达尔文的一生，也造就了一位划时代的科学家。
这年8月，英国海军“贝格尔号”舰准备去南美进行科学考察，主要任务是对南美东西两岸和附近岛屿的水文图进行测绘，同时完成环球各地的时间测定。船上缺一个懂地质学的博物学家，就在舰船即将启程时，人选还没确定。达尔文曾在剑桥基督学院学习三年，但大学课程对他来讲毫无兴趣，他的兴趣在于植物学和地质学，他把很多精力放在这两门学科上，并采集了许多岩石标本。鉴于此，剑桥植物学教授向船长推荐了达尔文。
这是一次环球航行，1831年12月27日开始于英国普利茅斯港，途中曾停泊佛德角群岛、南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塔希提岛、新西兰、澳大利亚、毛里求斯和南部非洲等地，于1836年10月返回普利茅斯港，行程近五年。在完成地质考察和资料收集的同时，达尔文发现了许多与上帝创世有矛盾的现象。
达尔文在南美的潘帕斯草原上经常看到一种不会飞的大鸟，叫南美鸵，它们生活的环境与非洲鸵鸟差不多，但是，美洲鸵鸟与非洲鸵鸟的身体结构虽然相似，却并不一致，如果神决定造此物，造一个也就够了，为什么还重复地造出两个来呢？
更让他觉得奇怪的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时，这里的几乎每座岛屿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生物。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岛屿与南美大陆相距很近，岛屿的生物与南美大陆上的生物有明显的区别，但又似乎都有明显的亲缘关系，甚至群岛中不同岛屿上的生物看似有差别，但又明显有亲缘关系。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它们原来都属于同一根源，之后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因此物种并不是不可变的。这与上帝创造万物，物种永恒不变的思想无疑不相容。
当他们来到巴西时，达尔文被巴西森林丰富多样的植物种类所吸引，千姿百态的青草和树木，美丽鲜艳的花朵与绿叶，这一切使达尔文目不暇接，并对此深感惊叹，难道上帝真是那样不厌其烦地逐一创造出如此丰富的一切？
1884年，当“贝格尔号”到达智利的瓦尔迪维亚港时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地震结束后海岸上升了大约1米，使得贝类和其他一些动物从水中浮出，他在周围山上观察到了已经变成化石的贝类，他相信这是因海岸线的变化一点点升高上来的。当时，在地质学中，地质均变说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地质均变说强调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内，长期微小的地质变化的积累，可以使地质产生重大改变。在后来达尔文思索生命的演化问题时，地质均变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达尔文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英国学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指出，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资源的增长速度，这一状况必然会导致食物供应能力的不足，其结果将是随之而来的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生存竞争。
达尔文回到英国后，结合自己的考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回到英国后对家养动物进行了许多研究，在1837年到1839年间，关于物种进化的观点开始形成。1842年，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篇梗概性的短文，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终于得以出版。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进化学说，他认为，一切生物都能发生变异，有的变异可以遗传，有的变异不能遗传，变异的原因是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器官的使用，那些最具有适应环境条件的有利变异个体，有较大的生存机会，那些使用最多的器官逐渐发达。野鸭比家鸭的翅膀发达，是因为野鸭总在飞的原因，家鸭比野鸭的腿发达是因为家鸭比野鸭走的机会多。
他认为，在自然界中存在着繁殖过剩，生物繁殖的数量远远多于存活的数量，只有最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个体才有生存的机会，并繁殖后代，不利变异个体则被淘汰。在自然条件下，有利变异是适应生存与繁殖的需要。动物为了争夺食物与交配而竞争，植物为了争取阳光与养分而竞争，并在这样的竞争中获得进化。反刍动物之所以会进化出反刍的功能，是因为食草动物常常是食肉类动物的食物，食肉动物总在食草动物吃草时捕杀它们，为了躲避食肉动物的追杀，食草动物逐渐进化出可以在很短时间迅速吞下大量的食物，在转移到安全地点后，再反刍，慢慢咀嚼并下咽消化的功能。雄兽之所以强大，是为了在交配中打败对手；雄鸟之所以羽毛鲜艳，是为了吸引雌鸟的注意；而雌兽可以分泌出异样的气味，是为了向雄兽发出交配的诱惑。
在达尔文看来，由一个原始祖先可以培育出许许多多性状完全不同的品种，不同的个体杂交，以及相互隔离的不同的地理环境，促进了新种的形成和性状的不同。那么，同一纲内的一切生物都存在亲缘关系，就像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虽然不同的物种分属不同的枝叶，但都源于同一主干，达尔文称这种关系与规律为系统树，也有人称为进化树。
达尔文的思想与宗教神学中上帝创造世界，物种永恒不变的观点自然是完全相反、坚决对立的。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还暗示了，他的观点可能会给解决人类起源问题带来一线希望。那么，如果人类的诞生也源于不断地进化，将是对宗教所宣扬的人由上帝创造的神圣教义的更加巨大的冲击，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宗教情感也是一次革命性的挑战。
《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达尔文的追随者赫胥黎在1863年出版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在该书中达尔文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科学地证明了人类是由动物界进化而来的，人类与动物之间有着“亲缘”关系，并指出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达尔文的这一论断，事实上完全否定了上帝创造世界、并创造人的宗教教义。上述两部著作再一次引起轰动，它告诉人们，世界上并没有造物主，世界按自己的规律和法则发展演化，一个物种是从另一个物种演变而来，从原始的共同祖先经过长期的演化，产生出了丰富多样的复杂的生物物种，包括我们人类。
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论点引起极大的震撼，并使宗教界为之震怒。
关于神创论还是进化论，曾经有过一次名垂史册的科学论战。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安排了一场神创论与进化论的辩论会，由于身体不适，达尔文并没有参加这次辩论会。代表达尔文的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思维敏捷的赫胥黎；辩论的另一方是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他能言善辩，对宗教神学造诣颇深。这场在历史上被称为“牛津辩论”的辩论会，现场在牛津大学会议厅，由于主题的敏感性，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到会者达700多人，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
首先发言的是威尔伯福斯，他利用人们的宗教感情，首先进行了一通极富煽动性的攻击：“达尔文先生要我们相信第一头足兽、每一条爬虫、每一条鱼、每棵植物、每只苍蝇、真菌都是第一个会呼吸的生命原生质细胞传下来的，这简直就是在否认神的意志的干预的存在，我们能够背叛正统的宗教吗？那是上帝在伯利恒赏赐给我们的，在橄榄山上宣讲的，在耶稣复活日启示出来的，我们能够抛弃它去相信达尔文的理论吗？”威尔伯福斯紧接着将目光转向赫胥黎质问道：“赫胥黎先生，请问跟猴子发生性关系是你的祖父一方呢还是你的祖母一方呢？”这种显然带有污辱性的挑衅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不怀好意的神创论者们用尖厉的叫好声为威尔伯福斯喝彩。
“赫胥黎！赫胥黎！”听众在催促赫胥黎。
赫胥黎根据威尔伯福斯的言论分析，他根本不知道进化论是什么，也许就根本没有认真读过《物种起源》一书，赫胥黎反而心中很有底。他在大家的喧闹声逐渐安静下来后冷静地站起来：“我为维护科学事业而来，我相信任何偏见都无损我尊敬的当事人的声望。”然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性地阐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内容，并指出这是达尔文二十多年来观察研究的结果，并不是凭空捏造，反映了生物界的客观规律。接着，赫胥黎说：“关于人类起源于猴子的问题，当然不像主教大人那样粗浅地理解，它只是说，人类是由类似猴子那样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赫胥黎在进一步对达尔文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后，转过头，用犀利的目光盯着威尔伯福斯：“我们不必为祖先是一只猿猴而感到羞愧，倒是为与一个用廉价的嘲讽来证明自己论点的人是同一个祖先而感到羞耻。”对于赫胥黎的回击，人们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
牛津论战引起巨大的反响，它使人们彻底认清了神创论的荒谬，理解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性。正是进化论，使自然科学彻底摆脱了封建神学的束缚，完全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进化论进一步动摇了宗教的愚民统治，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捍卫了真理的尊严。
进化论的另一现实意义是在自然科学自身上的，它使生物学真正成其为一门科学，它的理论观点与思想方法，渗透在生物学的各个领域，进化论本身也成为了生物学的一门独立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