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确认了大统一社会是拯救人类的惟一选择这一结论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建立大统一社会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社会形态其条件是否具备，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具体而言，所谓可能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要看大统一社会是否可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就说明建立大统一社会这一设想只是一个纯理论而不能够付诸实现的幻想，由此我们也就还没有真正找到拯救人类的可行办法;同时还要看实现大统一的难度有多大，即就今天的情况看，要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有多少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是否会最终影响我们走向大统一。
第一节 可治理性之一：历史的启示
今天，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外敌入侵而修筑的一道军事防线，长城被认为是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然而，人们却很少知道秦始皇还有另一个可以与万里长城媲美的伟大工程——秦直道。
2200多年以前，中国北方的匈奴始终都是中原各国的心腹大患，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面对的最大外患无疑就是匈奴。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机动性很强，在广阔的北方草原随时都有可能聚集起来攻击中原帝国，一旦得手，将掠夺的财物运至草原后又分散开来。对于这样一支战时聚集，平时分散，在马背上生活的民族，常常是防不胜防。为了抵御匈奴人的攻击，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决定做两件事，一件是将原北方各国的城墙连接起来，形成一道连续的长达万华里的城墙，以形成抵挡匈奴的屏障，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长城。另一件则是修筑秦直道。
当时的九原城是秦朝直接面对匈奴的北方军事重镇，秦朝在这里屯兵，并作为对匈奴防御与出击的大本营。而当时帝国的都城则在咸阳，咸阳距九原城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但其间是黄土高原，山脉连绵，沟壑纵横，按原有的弯曲小道不仅远远长于700多公里，而且很难行走，如果九原出事，秦王朝要调动军队超过一个月也不一定能够增援边关。针对这种情况，秦始皇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设想，即在咸阳与九原之间修一条直线道路，这就是“秦直道”。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直道笔直成线，从起点即咸阳附近的云阳，到九原城，共700多公里的路程几乎没有拐弯。它宽阔平坦，基本路宽30米，最宽处达60米，这样的宽度甚至超过了今天的一般高速公路。
为了达到使路程最短，完全直线的效果，公路连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都不回避，笔直向前。22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来考察秦直道遗迹时对秦人的如此壮举都为之震惊。从高高的直道路基向远处直线望去，是一道又一道被削平了的山梁和一道又一道被填平了的沟壑，其雄伟壮观令人叹为观止。道路用黄土夯筑得特别结实，至今直道上树木都无法生长，有些地段仍然可以行驶汽车。许多今天的考古工作者要寻找某地的直道遗迹，只要在地图上找到云阳和九原的两个直道起点，将其连线便能够基本确定遗迹的准确位置，秦人何以在当时掌握如此精确的测绘技术，今天的科学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直道为都城和边关之间传递信息、运送粮食、迅速调动部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根据当时的情况，王朝要是调动部队，只要日夜兼程，咸阳的骑兵三天就可赶到九原，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对边关战事的应对能力。
近年有人考证，秦始皇并没有亲自见到直道的筑成，他在出巡时病逝，其遗体经直道秘密运回咸阳时，这时的直道并没有完全竣工，只是路面可以勉强行车。秦始皇之后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还在继续修筑未完的直道。
直道事实上对秦朝是没有发挥很重要作用的，因为短命的秦朝在直道还没有筑成时就已灭亡，秦朝的灭亡不是外患，而是因其苛政导致民变，内乱最后推翻了强大的秦王朝。
直道的最后竣工在汉朝初年。汉朝的外患仍然是强大而又机动性非常好的匈奴，筑成后的直道在稳定北方边防，抵御匈奴攻击，进而最后击溃匈奴，并为汉王朝的开疆拓土着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武帝几次经直道出击匈奴，并最后打败匈奴，使其逃往大漠深处。
在以后的历代王朝中，直道对于中国北方的防御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王朝曾多次通过直道出击北方的东突厥，并击溃东突厥，活捉其可汗，使北方得以稳定，且开拓了北方的疆土。直到近几百年直道一直都还是中原王朝有效统治北方的重要交通条件。
再让我们将目光从东方转到西方。如果说没有希腊文明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这一点毫不夸张，因为今天主导世界的西方文明正是源于希腊文明。而希腊文明则源于希腊城邦，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面积并不大，这里山脉纵横，将这片并不算大的地区分割成了许多小块，每一个小块便归属于一个城邦国家。
希腊有着共同的民族、共同的语言并有着共同的文化，2600多年前城邦国家在这里取代了原始部落组织，这标志着希腊文明的诞生。除埃及文明之外，在世界的其他几个主要文明发祥地都曾经有过城邦国家时期，而这些城邦最后都被统一成了一个大的国家。但是，在希腊文明的历史上这一过程却没有发生，这里始终维持着城邦国家的状况，小的不过数千上万人，大的也只有二三十万人，最强大的城邦国家雅典与斯巴达就是这么大的规模。
其实，当时的希腊受到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威胁，波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面积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千万，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无法单独抵御波斯的进攻。现代人很难理解的是每当波斯人入侵时，希腊各城邦就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对外，而当入侵者一走各城邦又各自分开，过着自己小国寡民的生活。在城邦的广场上每个公民都热衷于议论政事，非常民主。
著名的希波战争就是在公元前4世纪，以雅典城邦为盟主领导希腊各城邦抗击波斯帝国的战争。波斯初征希腊，在马拉松战役中被希腊人打得大败，报捷者一口气跑了40多公里，当跑到雅典中心广场只说了一句“雅典胜利了”就倒地身亡，今天的马拉松长跑正是源于这一历史事件。
在以后的征服中波斯人最终没有占到便宜，希波战争以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失败而告终。
城邦国家军事实力总归有限，希波战争后作为盟主的雅典威信剧增，雅典曾试图统一其他城邦，但是没有成功。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的同盟与雅典的同盟断断续续打了近30年，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参加了这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雅典战败，但斯巴达也没能够统一希腊。
为什么希腊如此难统一呢？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希腊只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个案，这样具有统一文化、统一民族、统一语言的城邦始终不能统一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纵横交错的品都斯山脉将其分割成了许多的小块，使得各城邦在这些小块中非常封闭，交通十分不便，各自很难沟通，而且这样的地形使得城邦易守难攻，因此各城邦能够存在许多年。
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也属于希腊的一部分，由于马其顿一直比较落后，南部的希腊人习惯称其为蛮人，也就是没有开化的意思。在腓力二世时马其顿得以统一并且强大，腓力二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他金戈铁马，南征北伐，最终灭亡了波斯，其疆域东至印度河，南达北非，形成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的帝国虽然庞大，但事实上并没有统一希腊，即使对波斯的征服他也是以希腊同盟盟主的身份出现的。而且由于他的帝国实在太大，他所任命的地方官员要与他沟通一次需要半年时间，他的政令无法下达，以至在公元前323年，33岁的亚历山大病逝后不久他的帝国便很快解体为了许多小的政治实体。
希腊的统一者以及希腊文明的传承者是罗马，罗马的历史刚好与希腊相反，强大时期的罗马其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罗马不仅形成了庞大的疆域，而且统治很稳固，其历史长达1000年。罗马能够存在如此之长，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与东方的中华帝国相比，时间虽然短一些，但是，中华文明在延续的历史过程中有过多次兴衰，而罗马则只有一次兴衰，在这一点上堪称绝无仅有。
其实罗马与希腊有着相同的开始，最早的国家也是城邦国家，但是狭窄的奥特朗托海峡西侧的罗马与东侧的希腊其命运则完全不同，究其原因，首先是由罗马所在的亚平宁半岛的特点决定的。亚平宁半岛上虽然有亚平宁山脉纵贯南北，但是山脉类似丘陵，跨越并不困难，中间也没有横断半岛的山岭，而在山脉之外则是大片的平原，相互沟通很容易，这样的条件使得罗马城邦得以统一意大利并向外扩张。也许正是从自己与希腊完全不同的特点中罗马人感悟到，要达到有效的统治，交通与信息沟通是决定性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先进的交通与通信手段在陆地就是以马和马车代步，在水上则是以非机动船代步。在以后的历史中罗马人充分根据其时的特点，绝好地运用了自己的条件，使得罗马得以不断扩张壮大，并长期延续。
罗马是发源于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最早在统一意大利的战争中常有失利，公元前321年罗马为了向半岛东南部扩张，与萨姆尼特人发生了战争。萨姆尼特人属于古意大利人，是游牧民族，非常强悍，骁勇善战，罗马人在战争中被包围，不得不向萨姆尼特人请求投降，为此，罗马全城为之感到悲伤和耻辱。但是，失败并没有阻止罗马人统一意大利的决心，他们积蓄力量，多方准备，并从罗马到卡普亚修了一条全长243公里的大道，名为阿皮亚大道。
这条阿皮亚大道被称之为“道路王后”，它宽阔而笔直，遇到河流要么架桥，要么填塞河流，遇到沼泽则采用高架桥横穿而过。在对萨姆尼特人的第二次战争中这条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军队和战争物资源源不断通过大道运至前方，罗马人最后终于打败了萨姆尼特人。
阿皮亚大道就是最早的罗马大道，这条道路不仅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后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甚至比战争用途更大，它不仅方便了交通和人们的信息交流，而且使罗马统治得以政令畅通，管理便利。随着罗马对中意大利的统一，这条路以后一直修到意大利东南端的布林的西。
罗马在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后即致力于对外的征服和扩张，公元前168年罗马打败马其顿，并强行将马其顿王国肢解成几个共和国，分而治之。但是马其顿人并不屈服，经常给罗马制造麻烦，总是力图摆脱罗马的统治，十多年后竟然联合起来，取消共和制，恢复君主制，完全脱离了罗马的统治。对此，罗马出动大军将其很快镇压下去，并将马其顿并为自己的一个行省。为了防止马其顿人的再次分裂，加强自己的统一治理，在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后罗马人采用了自己过去的经验做法，即修路，因为这是强化控制，行使政令的最好的手段。
新修的大道称为埃格纳提亚大道，大道从亚得里亚海一直修到爱琴海北部，不仅把马其顿与意大利连为一体，而且还将马其顿的各大城市连接了起来，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极为有效。埃格纳提亚大道是罗马在东部修筑的第一条大道。
由于有了过去治理的经验，以后几乎罗马人的征服达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一直从欧洲修到亚洲，以后又修到了非洲，以至到今天，“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样一句俗语几乎成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通用的词句。可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却成了罗马人统治最有效、最有力的手段。最深奥的道理总隐于最简单的方法之中，人类社会的规律往往就是如此（自然规律也常常是这样）。
在罗马人的领土扩张中非常注意地理条件的选择，这是出于对交通与通信条件考量的结果。打开历史地图我们发现，罗马人的征服与扩张一直都不会离地中海太远，以至在罗马的鼎盛时期地中海最后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内湖。
罗马选择的扩张方式可以通过这样的分析悟出其道理：当时罗马的政治中心在意大利的罗马城，如果要到达北非中部，不论从东还是从西，走陆路即使再好的罗马大道，再好的马车也需要很长时间。简单地计算陆地距离，要将其统治延伸至如此远，在当时的车马条件下不仅其政令到达非常慢，而且罗马统治者要去检查和监督政务往返一次也非常困难。尤其是如果那里出现政局动乱，或遇外敌入侵，想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兵遣将，以及达到军令的畅通更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是，由于北非是在地中海沿岸，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以北非中部的迦太基为例，如果以陆路计算它是距罗马帝国统治中心罗马城最远的地区，但改陆路为海路，从地中海中腰横穿过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从亚平宁半岛南端可通过极窄的墨西拿海峡到达西西里岛，而西西里岛的西南端与迦太基已是隔海相望。
罗马人如此的领土扩张方式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其实，这也是罗马人在通过修路稳定自己的统治中悟出的道理。正是这一切看似简单的手段的运用，使罗马人不断保持稳步扩张，并能够保持长久的统治。
但是，许多与罗马帝国有着同样辽阔疆域的帝国就没有悟出这样的道理。以给东罗马帝国造成重大打击的阿拉伯帝国为例，那些穆罕默德的子孙也曾经威名远扬四方，但书写的历史却非常不同。
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结束了哈里发时代的倭马亚王朝除继承了先辈的遗产外，并继续进行其对外的扩张。于公元732年，倭马亚军队与法兰克军队的普瓦提埃战役（也称图尔战役），被认为是一场决定世界历史的战役。政治中心位于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其征服的脚步沿着地中海南岸一直往西推进，以后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被其推翻后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一路势如破竹地推进至法国中部，但在这里被查理•马特领导的法兰克军队在图尔与普瓦提埃之间的维埃纳河和克勒恩河的交汇处打败。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战役，阿拉伯人会继续向前推进，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西欧包括英国、法国甚至德国可能今天都会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
为什么阿拉伯人不再向前推进了呢？事实上，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继续向前，因为普瓦提埃战役并不是一场十分惨烈的战役，阿拉伯军队与法兰克军队只决战了一天，两军在整体上并没有分出胜负，只是因为阿拉伯统帅在战斗中不幸阵亡，于是乘夜幕降临，在晚上悄悄撤退了，以至第二天法兰克军队发现阿拉伯军营悄无声息时还以为阿军有诈而不敢前进。
要说当时阿拉伯的军事实力要继续攻占法兰克并不是很难，但是阿拉伯人没有将西面的征服继续往前进行，这是因为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大马士革到法兰克有五六千公里的距离，即使征服下来也无法有效地进行控制，因此，投入大量的精力做这样的征服是一件并不合算的事。现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场战役只是阿拉伯人的一个明智的终止征服的选择点，而不是无力继续征服。
倭马亚王朝的对东征服也是如此，在715年阿拉伯人最终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后就没有继续向前推进了，其道理都是同样的，由于距离的遥远，政令无法有效地贯彻，在征服的同时，许多被征服了的边远地区事实上又开始沦为半独立的状态，这样的征服无疑是捡一个又丢一个，最后得不偿失。事实证明，在当时那样的交通与通信条件下，要控制如此大的疆域，很容易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这样的统治往往不能长久，倭马亚王朝仅存90年，便被阿拔斯王朝所取代。
那么，即使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其边疆地区许多也都是失去了控制的。而像遥远的西班牙领土一开始就脱离阿拔斯王朝，而另立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新王朝，即后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统治了508年，在中期政局开始衰败后，各边远地区则纷纷开始独立出去建立新的王国和王朝，1258年统治中心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被蒙古人所灭亡时，其统治范围实际上只剩巴格达附近并不算太大的地区。
灭亡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创立的帝国，论疆域面积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过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征战，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任大汗后，蒙古人的疆域已经达到顶峰，除东南亚少部分地区、南部印度、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和西部欧洲外，蒙古帝国包含了其他的全部欧亚大陆。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此之大的疆域，即使在马背上长大，机动性非常强的蒙古人照样无法统治。曾经有人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忽必烈要想在大都（今北京）开一个会，从通知各方统帅到召开会议要将近一年的时间，可见，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这样的疆域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统治的。
因此，在忽必烈继任大汗时蒙古帝国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五部分，忽必烈在大都成为中国皇帝，是为元世祖，成吉思汗的其他子孙们则在中国以西分别建立了伊儿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虽然这四个汗国都尊忽必烈为大汗，事实上它们是完全独立的，而忽必烈也仅仅只是中国的元朝皇帝而已。
元朝的中国还是太大，在这样的大国里长久地保持稳定、有效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元朝在历史上仅存98年，同样是一个短命的朝代。
今天世界上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与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之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笔土地交易，1867年，沙皇俄国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将海外领地北美的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价钱是720万美元。而阿拉斯加面积达172万平方公里，如果美国没有这片领土，其国土面积只有今天的五分之四。任何人都会相信，即使高出一万倍的价钱今天的美国也不会出让这片土地，反过来，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今天的俄罗斯面对高出一万倍的价钱同样也不会出让这片领土。因而，今天的人们常常以此嘲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的愚蠢决定，但是，回到一百多年前这样的决定并非没有道理。
虽然阿拉斯加与俄国本土的西伯利亚只有不足百海里的白令海峡所隔，甚至比俄国许多岛屿离本土还要近得多，但是俄国统治中心圣彼得堡距此却有万公里之遥，没有今天的飞机和高速列车，没有今天随时都可以交流的通信条件，如此遥远的距离在政治上极难进行控制。亚历山大二世反复权衡，认为这片去之可惜，拿之烫手的海外领地，对于当时实力正在转弱的俄国，由于鞭长莫及，要进行有效统治是不可能的，如果不采取措施，要么会闹独立，要么早晚会被北美独立国家所吞并，与其到了不得已时再想办法还不如卖给美国。其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坚持要买阿拉斯加时，美国国内的反对之声是很强的，许多人都认为买这块冰天雪地的领土太不值，甚至长期嘲笑它为“西沃德的冰盒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治理的首要条件是交通和通信，如果没有便捷的交通和通信就不可能做到政令畅通，也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我们知道，疆域越大，人口越多，也就意味着各种不可测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自然因素就越复杂。可以试想，如果边远地区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消息三四个月才能上报统治中心，统治中心决定采取的救灾措施和救灾物资又再过四五个月才能运到，这样便无法平抑和救援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统治中心针对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实施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从通知到开会再到开始贯彻执行，若是需要一二年时间的话，这时的实际情况早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确定的方针政策也就可能早已不符合实际的需要了。
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面对的是全世界，所要处理的是全球、全人类的事务，南北方向远至南极和北极，东西方向便是东半球和西半球，达百亿人口的地球每天不知有多少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发生，世界政权每天又不知要发出多少个政治指令，如果没有极方便的交通条件，没有极快捷的通信条件，没有极其丰富和及时的传媒手段，大统一社会就不可能做到政令畅通，就不能够进行有效的治理，由此也就失去了建立的基础。因此，具备方便、快捷、丰富、有效的交流条件，以达到政令畅通的目的，对于大统一社会的建立具有“一票否决”的重要性，是大统一社会建立的必要条件。
大统一社会的治理条件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是否可行问题；还有宗教包容、民族融合、文字和语言交流问题；以及交通、通信、传媒和其他信息传播手段问题等等。诸如制度、宗教、民族、文字和语言等因素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操作解决的，我们称之为软条件。而交通、通信、传媒等方面的技术条件，由于受各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作为需要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大统一社会，只能在现有的交通、通信和传媒手段范围内加以发挥，是只能适应而不能改变的，因此这一条件是硬条件，我们也称之为硬性技术条件，或者简称为技术条件。
人们沟通、交流、联系、联络要依靠交通、通信和传媒的手段，这些条件的便捷与丰富对于大区域的统一治理至关重要，技术条件的好坏，是大统一社会能否实现统一治理的先决条件。由于软条件可改变，而硬条件不能改变，因此，大统一社会是否可治理便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硬条件，也就是技术条件是否可以满足大统一社会全球性治理的要求了。
